百年通大，栉风沐雨！自办学之初，学校便始终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密相连，孕育形成了通大的校训精神和价值追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那段烽火岁月中，通大人于枪林弹雨间辗转办学，用青春和生命守护信仰，用执着和坚毅诠释担当。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影像，再现一段历史。“抗战中的通大记忆”主题展中泛黄的照片传递着永不褪色的抗战精神，展现出通大人的热血与忠诚，时刻提醒我们化作奋进力量，绘就新时代通大的崭新画卷。
作为我国最早独立创办的医学和纺织高等院校之一。抗战前夕，我校农、医、纺三科已形成完善的办学体系。各学科均拥有专属的校舍与门类齐全的实验室，并建有规模化实习基地；师资队伍学术精湛、实践经验丰富，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优质教学资源。在此环境下，学生不仅能参与形式多样的实习实践活动，还可通过各类专业社团的学术交流与文体活动，全面提升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南通学院医科救护队支援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军队有组织、有领导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第一枪，也被评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参战部队缺乏救护人员，南通学院医科10余名学生组成战地救护队，自筹经费，毅然前往前线支持抗战。1931年9月21日，南通各界集会，声讨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罪行，南通学院及附中学生300 多人集会，宣布成立救国义勇队和反日会。学生孙大鹏等人组成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又称“救亡同盟”），宣传抗日反蒋，并牵头成立南通学生抗日救国会。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闸北进攻中国军队，南通人民积极声援中国军队抗战，南通学院医科学生组织抗日前线救护队，参加救护伤员。
“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后，南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在南通学院农科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声援北平学生的决议。会后，学生整队向国民党专署进发，沿途分队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卖国求荣”“要求团结抗日”。1935年12月26日，南通学院学生组织晋京请愿团，进行请愿斗争。学生徒步来到天生港，登上了大达轮船公司的大和轮。第二天天刚亮，国民党专署贴出“大和轮奉命停开”的布告，学生们赶紧商议对策，决定以绝食斗争来抗议。这次赴宁请愿虽然由于反动派的阻挠未能成行，却轰动了整个南通，激起了广大群众爱国救亡的热情。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南通学院因屡遭空袭而停课。8月17日，4架日机轰炸南通基督医院，10多人受伤，在该院实习的南通学院医科学生王道炜执行防护任务被炸遇难。医科科长洪式闾带领外科教授黄竺如等七位师生组成救护队，将伤员转移到东门法轮寺医治。两周后，救护站迁至刘桥镇，至一个月后伤员基本康复方才撤销。
淞沪会战中不少伤员被送到扬州治疗。南通学院医科在院长洪式闾、外科主任黄竺如等人率领下，携带部分医疗物资转运至扬州，组建重伤医院。师生们夜以继日地医治从抗战前线陆续送来的600 多名重伤员。在消炎药告罄的情况下，贝贡新和杨立任制成针剂“阿斯沛昌”，伤员消炎退热效果显著。1937年12月14日，日军侵占扬州城，南通学院医科师生转移到湖南衡阳，在新民中学驻扎，南通学院医科被命名为第七重伤医院，以教室为病房，设五个病区。
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沦陷。日军抢占大生各厂，洗劫南通博物苑馆藏文物，侵占南通学院。南通学院北院总办公室及图书馆被日本江北公司侵占，医科、农科（东二院）房屋被占为日军兵营，医科的大量仪器被毁，农科家畜场、蚕桑讲习所、苗圃60余间房屋被拆毁。唐闸纺科房屋被占为“警备司令部”，仪器设备损失殆尽。1938年6月，南通学院校董会决定，农科与纺织科迁往上海办学，由于租赁的校舍空间限制，只能实行半日上课。
为带领进步学生积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1939年9月，南通学院党支部在上海成立。支部书记曲苇发动全班同学参加“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在“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领导下，学校成立了剧艺研究社、澄社、农科农学会、绿野农学会等进步团体。“学协”积极分子王俟，依托剧艺研究社，团结了一批文艺爱好者，排练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戏剧，教唱《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激发了同学们的抗战热情，宣传了我们党“全民团结抗日”的主张。
1938年8月，南通学院医科与暂驻湖南沅陵的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合并组建国立江苏医学院。同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将进攻方向转向湖南。医科被迫于1938年12月迁址贵阳，临时借用位于贵阳市大十字的达德学校校舍继续上课。1939年2月4日，日军轰炸贵阳，学校瞬间变成残垣断壁。1939年3月23日，勘定重庆北碚为新院址。5月23日，正式开课。1938 年2月至1944年12月，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城市商业区、平民聚居区实施了6年10个月的无差别轰炸。师生们组建空袭救护队，与红十字救护总队合作，组成流动医疗队，救助伤亡民众。
学校培养战时亟需医学人才，坚持开展医学科学研究。1941年5月17日，学校成立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下设四部九系。1942年8月，洪式闾教授主持成立医学研究所寄生虫学部，聘请了伍献文、屠宝琦为特约教授，共同开展寄生虫研究，并招收硕士研究生。师生们不仅在附属医院开展临床医疗服务，还投入到地方病防治实践中。寄生虫学部与重庆峡区地方医院合作开展寄生虫防治工作。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李非白、杨复曦的论文《蠕虫透明标本制作新法》（A Medium For Mounting Parasitic Helminth）发表在《自然》杂志第156 卷上，这是学校第一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
学生在寄生虫学部教学实验室开展医学研究
1941年夏，中共江苏省委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考虑在新四军驻区办大学，动员上海的大学迁往根据地。经华中局同意，同年秋筹办江淮大学，并动员南通学院迁往根据地。1942年9月，迁校正式开始。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协助护送南通学院师生迁往根据地。为了避免路上暴露，遭到日伪破坏，采取分期分批分几条路线的办法进入根据地。一条是从镇江到扬州，从扬州出北门，由甘泉山方向进入根据地；另一条是从镇江过江至仪征，朝北偏西进入根据地；再一条乘津浦线火车到明光、嘉山、管店车站下车，往东走经过十里长山到根据地。历时一个多月，完成了迁校任务，62名师生先行迁往根据地办学。留沪师生在爱国人士帮助下，迁往重庆北路270 号，恢复全日上课。
在根据地铜城镇，新四军修缮了四座寺庙，用作教室、礼堂、办公室、师生宿舍。1942年11月1日，正式开学上课。除了专业课学习，学生还向抗敌文工团以及作曲家管荫深等学习抗战歌曲《新四军军歌》《黄河颂》《保家乡》《你是灯塔》等，参观抗大八分校。1942年底，淮南面临日伪大扫荡，为了防止日伪偷袭南通学院，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华中局决定，全体人员转移到天长、高邮两县交界区，分散至群众家里隐蔽。1943年初，日伪军对根据地“扫荡”频繁，出于保障师生安全与更好地开展斗争的需要，党组织决定，师生暂时回上海，并拨给经费在上海慈淑大楼、广东路大来大楼和北京西路铜仁路口等处租借教室，增聘教师，继续上课，帮助同学们完成学业。
学校从上海迁回南通时的场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学校决定迁回南通。1946年2月，学校成立“还校委员会”，于南通成立还校办事处，办理从上海迁返南通和恢复医科事宜。5月，购买国民政府接管的江北中央病院院舍和设备，恢复附属医院；7月，医科在南通恢复招生，学制为6年。还校过程中，因局势动荡，几经反复。1949年9月，除农科农业经济学系并入浙江大学外，其余师生由上海全部迁返南通，结束了12年动荡不安的办学。
在烽火中坚守教育薪火，在抗争中践行家国担当。通大人与全国人民一起走过了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抗战岁月。他们的身影，是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为国育才、为国抗争”的缩影；他们的精神，早已融入通大的血脉，成为学校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硝烟虽远，精神永存。回望这段历史，从先辈的坚守中汲取初心，从历史的回响中凝聚力量。愿每一位通大人都能铭记这段岁月，将“爱国、奋斗、坚守、担当”的精神传承下去，在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荣光。
（费鸿虹 范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