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科是医院的最前沿，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也集聚着当今社会矛盾的方方面面。然而通大附院急诊科医护人员用一种坚守书写出无数感人的医患故事，98%的抢救成功率也是给社会、给自己最好的回报。去年市委确定通大附院急诊科为市级重大典型，南大出版社出版专著《急诊十年》。今年4月，急诊室护士杨芬给儿子的一张便条再次激起了很多人心底的涟漪。当同事把照片转发了微信朋友圈，很快引起了《扬子晚报》、《人民日报》微博等公共媒体的注意。《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门来院蹲点采访了四天，形成的稿件《没有手机的急诊室》近日在新华每日电讯上整版刊出，让更多人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急诊室故事。
医者仁心不仅彰显在急诊岗位，还在通大附院众多的平凡岗位上积极涌现着。近2月来，先后有《人民日报》刊发《一台“没有签字的”手术》、《健康报》刊发特稿《时代楷模徐克成在通大附院的时光》，《新华日报》特别报道我院对昆山8.2爆震伤员的大抢救、《扬子晚报》刊发《护士在菜市场救人，自己累倒虚脱》……众多媒体聚焦通大附院医护人员的身影，彰显了通大附院人“大医精诚 以宏慈善”的职业担当。现将新华每日电讯稿件《没有手机的急诊室》全文转载如下：
今年4月,急诊科护士杨芬成了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名人,比徐克成还要有名。
从通大附属医院出身的后者是广州复大肿瘤医院创始人。《南方周末》称其为“癌症冷冻疗法的中国第一人”,今年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
而杨芬出名,不过是把留给儿子的一张便条放在了自己的QQ空间里。
便条的文字很平实,只是告诉还未放学回家的儿子:饭在蒸锅里；晚上睡觉害怕就把家里的灯打开；有事找妈妈打医院的座机,如果接电话的是别的阿姨,也不要着急。
同事把照片转发了微信朋友圈,很快引起了《扬子晚报》、《人民日报》微博等公共媒体的注意。
浓浓的母爱,父母给年幼的自己留便条的温馨回忆在网友们的指尖间传递。同时,也有网友注意到——急诊科护士上班不能使用手机。
近来,昆山工厂爆炸、云南鲁甸地震、湘潭产妇死亡……处处都有急诊医护人员的身影。
如果说,医院像一座战场,急诊室就是战场的最前沿。急诊室医生和护士们则是这场战争的先头部队。
7月,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了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下称通大附院)急诊科,听杨芬和她的同事讲述急诊室的故事。
手 机
“很平常!”
通大附院急诊科的医护人员都知道杨芬在微博上出了名。但大家都说,这是很平常的事,包括杨芬自己。唯一的不同是“曾有一个病人家属问,你就是杨芬?他没多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
杨芬说,自己留这张便条是因为上小学的儿子特别认生。“他打单位电话,听见不是我,就不敢说话。”医院规定,护士长以下的所有护士上班时间不得使用手机。杨芬的爱人是生意人,回家没个准点。轮到杨芬上下午5点到午夜零点的小夜班时,她只能靠便条嘱咐晚上独自在家的孩子。
“忙起来,一抬头,就是晚上九十点。再打电话问他吃过晚饭没,作业做了没,也没意义。”
“急诊人都难免亏欠家庭。”急诊科主任黄中伟说。
25岁的朱隽雅正在医院的老干部病房实习。她的父母都是急诊科的医生。母亲在儿科,父亲是急诊外科主任。在她的记忆中,从小到大,父亲最远带她爬过南通市郊的狼山,离医院7.2公里。
52岁的急诊科护士总长崔秋霞心疼年轻护士。常嘱咐年轻人下了班,多陪陪家人。
有一次,抢救室护士组长姜慧的孩子烧得厉害,丈夫抱着孩子到医院看病。直到丈夫担心拍X光有辐射的危害,决定找正在上班的老婆问问,姜慧才知道孩子得了肺炎。“孩子平时是婆婆帮忙带,我上班不能用手机,婆婆只能找我爱人。”
抢救室护士长吉云兰是姜慧的领导。2008年汶川地震后,通大附属医院接到省卫生厅的紧急通知,要求在两个小时内迅速组建一支医疗队,奔赴四川接治40名伤员。医院成立了7名医护人员的行动组。吉云兰入选其中。
院领导不知道吉云兰的父亲当时已是食管癌晚期,住在急诊重症监护室。吉云兰也没想到,等灾区伤员安全运抵南通,她回家时,父亲已在当天下午过世。
“小伙子,你是在揭我的伤疤。”吉云兰对回忆这段经历非常痛苦。她没想到短短四天,就和父亲阴阳两隔。让吉云兰感到安慰的是,家人一直很体谅她。
急诊人的家属,从来要多分担待。在急诊科护士中,大家都知道谁的家人饭烧得好,谁的老公会给女儿梳辫子。
急诊儿科护士长郁红霞的爱人顾霖的扁豆饭是科里最有名的美食。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急诊科女婿,现在是一家工厂的负责人。每周他都会做几次爱人爱吃的扁豆饭送到单位。一次准备几大盒,让爱人和同事分享,有时还把电饭锅拎来。这个习惯,他已坚持了将近10年。聊起妻子的工作,他用了“不简单、不一般、不容易”来形容。
在微博上看了杨芬的新闻,很多网友都说过去没注意到护士上班不能带手机。崔秋霞说,护士条例里没这条,但全国多数医院都遵循这条行规。
前段时间,护士张亚云的父亲口腔里长了肿瘤,她请假带父亲去上海就诊。这次经历让她用患者的视角观察了自己平时的工作。
“护士上班就是不该带手机。再不方便也不能带。患者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手机响了,患者会怎么想?”
沟 通
护士不带手机,是为了患者的观感。但在近年频发的医患矛盾中,医患沟通不畅仍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日前发生的湘潭产妇死亡事件中,院方请不在现场的村支书代为转达病危通知的做法值得深思。如何跟患者和家属沟通是急诊室医护人员面临的重要挑战。
抢救室护士张亚云说,病人和家属来看急诊,心情都十分急迫,常常会发脾气,甚至有不理智的行为。这需要急诊医护人员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200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急诊内科的袁鼎山医生正在和夜班医生交接班,没想到,一名腹痛患者忽然冲上来莫名其妙打了他一嘴巴,袁鼎山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是医生,我不和你争,等帮你看完病再说。”
“这位病人后来被确诊为肾结石。可以想象当时他疼得非常厉害,他觉得不能忍受和等待,所以采取这样粗暴的行为。病人事后向我道了歉。”袁鼎山回忆。
护士杨芬前几天刚遇到一位印象深刻的急诊患者。原来,一对小夫妻晚上吵架。气急之下,女方要把结婚戒指给取下来。谁知,戒指越扒越紧,无名指红肿了,还没取下来。小两口哭哭啼啼挂了急诊,一定要医生帮忙把戒指给取下来。
忙得焦头烂额的杨芬看着这对欢喜冤家,只能好言相劝:“一定要现在取吗?等消肿了,用点肥皂水很容易就取下来了。现在取麻烦可大了。又不能损伤你的手,只能把戒指给撬开了。”听说去戒指首先要毁戒指,两位小青年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只能回家的现实。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蹲点的这个抢救室小夜班,护士组长是姜慧,一对30个月大的双胞胎的母亲。这天病人不算多。但抢救室依然有一点就炸的火药味。
一位男青年出了车祸。送进抢救室的时候,已是人事不省,满脸鲜血。吸氧、建立静脉通道……送他到医院的好友围着急救平车,不住问紧张工作的护士:朋友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
“先不要急。”男护士陈天喜镇定地回答。
“你当然不急了,我急啊!他是我朋友。”心急如焚的年轻人当场就吼了起来,急诊室里所有人不由得朝这位年轻人望去。年轻人对自己的失礼浑然不觉,只是忧心忡忡看着病床上的伙伴。
陈天喜也没有接话,他很清楚,此刻与小伙子理论只会“火上浇油”。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姜慧说。作为组长,她有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是跟患者家属打交道,她需要告诉匆匆把亲人朋友送进抢救室的家属,在哪儿挂号、检查、缴费、拿药,接下来该是什么程序步骤,这些话姜慧一晚上要重复数十遍。陪同患者到医院就诊的人,常常弄不清患者身份证上的名字,姜慧要把患者身份一一核对。
急诊科护士总长崔秋霞告诉记者,一次有效的沟通,有时能把一条生命从死神手中抢回来。她向记者回忆了一次记忆犹新的抢救经历。
“起先,病人还能与我们对话,突然她的呼吸变得窘迫起来,呼吸越来越困难,意识越来越淡漠,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三凹症’。”急诊抢救护士总长崔秋霞所描述的“三凹症”通俗地说就是只能吸气不能呼气,如不采取紧急措施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实施气管切开术是必须征得家属或病人的同意!
“病人已经呼之不应。我们非常慎重地告诉家属,必须立即实施手术,这是唯一的希望,但是在场的家属却迟迟不敢签,要打电话征求家里其他人的意见,真是把我们急死了!”急诊值班主任沈雁波回忆。
原来送袁海英来院的小伙子袁旭是其内侄,年轻人觉得实在担不起这样的责任。万一手术不成功怎么办?于是他立刻拨通了姑姑袁秀云的电话,袁秀云是袁海英的姐姐,当时她还在医院的停车场停车。十分钟前,刚下车走进急诊科的妹妹情况还比较稳定,怎么一眨眼工夫就要立即切开气管呢,她实在不能接受,坚决呵斥内侄不能签字。
“我们果断分头行动,一方面与家属做最后的争取。护士长准备各种抢救设备。医师消毒手进入手术状态,我再次与门诊部紧急汇报。”崔秋霞总长说。
幸运的是,医护人员终于说动了袁旭,各项准备工作早已就绪的手术医师几乎是“笔落刀下”。
医护人员直接在抢救室里用屏风围起了一间临时手术室,没有无影灯,简陋的立灯旁,一名护士捏着简易呼吸器……
“太突然了,我们当时完全吓蒙了!”袁秀云回想自己的武断后怕不已。
生 死
晚上7点,急诊科小夜班,护士组长姜慧笑着对记者说:“今天的病人可不多。要是平时,根本没时间站在这里跟你说话。”能容纳12张病床的抢救一室,这时只躺了四五名患者。
但短暂平静须臾被打破。担架床一辆接一辆被推进来,呻吟的病人,急切的家属,让近两百平米房间里的气氛变得紧张不安。
出车祸的、因电瓶车前轮卷进路上一根钢丝摔倒的、食物中毒的、低钠血症的、子宫下垂的、脑溢血晕倒的、家庭聚餐饮酒过量的、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那天晚上的小夜班,通大附院急诊科在8个小时里,总共接待了二十多位患者。
作为组长,姜慧要在最短时间内安排值班护士对病人进行初步救治。挂号登记、救护吸氧、挂吊瓶、抢救用药、气管插管、心肺复舒……种种措施都要依据病人病情在短时间有条不紊地完成。
姜慧最怕患者挤在一个时间点涌进来。担架平车和人手都是问题,有时恨不得把制服脱掉,痛哭一场。“有时幻想自己是个小仙女。手一挥,所有的病人都安排好了。同事笑我说,怎么不想手一挥病人就全都好了。”
在急诊科,生与死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去年4月16日,家住江苏大丰草堰的6岁女童文轩在放学路上遭遇车祸,由当地医院转送至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急诊中心。车祸的巨大冲力,将小文轩的眼球挤入脑室。当小文轩被抱上CT检查台时,心跳一度停止,在心肺复苏后艰难地完成了检查,但在返回途中,心跳再度停止、复苏。
然而,死神并没有就此放过小文轩,心跳呼吸再度暂停,心脏监护仪上出现一根直线。心肺复苏、强心剂、加压输血……第三次停跳,复苏希望越来越渺茫。
“又有了!”心电波纹在心脏监护仪上再次出现,抢救室护士张亚云转过头对其他姐妹喊。这是第三次心肺复苏成功。
但兴奋并没有持续多久,小文轩的心跳又呈一条直线,没有等待,抢救继续。
3分钟过去,小文轩第四次心肺复苏成功。小文轩的父母平时在上海工作。在第四次心肺复苏后,她也终于等到了从上海赶回的父母。
但母女的相见短短几分钟后,心电波纹再次被无情地拉直。医护人员进行第五次心肺复苏后,小文轩再无生命痕迹。
“或许这个孩子就是在等见父母最后一面。”抢救室护士长吉云兰回忆。
纪录片《120的故事》导演周浩曾说:“在医院,人们最不愿意看到,却永远无法避免的就是目送一个生命的终结。”
吉云兰最心痛遭遇车祸和脑溢血的伤患。“他们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跟家人打招呼。家人根本没有心理准备。”
她说,每次看到这种情景,自己也会难过。但作为医护人员,不能在患者面前暴露自己的真情实感。
